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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纪念堂

时间:2017-09-08 12:4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王助,1914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区亭江镇象洋村。他少时天资慧敏,先在家塾启蒙,稍长即考入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就读。他每日目睹麇集在闽江上的帝国主义军舰和商船,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感到难平。他曾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看我是个身体瘦小,眼患近视的文弱书生,有朝一日揭竿,我行不改性,坐不更名!”1925年冬,他因愤于学校对学生的高压控制,带领同班同学以,被学校。这更加激发了王助对社会现实的不满。1930年春,王助转入福州英华中学读初三年级下期。同年秋,升入该校高中部。在英华中学期间,他开始接触进步教师和高年级同学中的员,得到了思想的熏陶。不久,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由于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活动,1931年夏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这使他大开眼界,同时思想上也更加成熟。同年冬,他由郑维新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真正了道。王助后,根据党的,在福州各个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宣理,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发展,并在私立福建学院等校建立了党的小组。

  1932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并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时值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王助根据党的,到学生、工人、士兵中去,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但他的活动很快就引起学校的注意,一个学期不到,就被要求离开燕大。经党组织同意,1932年冬,王助回到福州。翌年秋党组织他转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就读,以加强对厦大的领导。王助到厦大后,以他出色的组织才干,很快打开了厦大的沉寂局面,不但使校内“反帝大同盟”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还在校内成立了另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现代文化社”社员曾发展到200余人,出版有社刊《现代文化》,并深入社会教唱救亡歌曲、演出短剧、街头剧等,积极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

  1933年冬,王助根据组织上的,从厦门乘船到汕头,然后由粤东经闽西各县,赴“红都”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助被留在苏区工作。1934年8月,王助被调往中央苏区闽赣省闽北分区,住闽北军分区部副主任。同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十万军队分四对闽北苏区实行“清剿”,王助随部队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1月,王助任共青团闽北分区委。分区委下辖两个中心县委、一个区委和四个县委。他领导闽北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面对不断恶化的斗争,与和作斗争,为闽北团组织和团员在组织上、思想上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初。成立“闽浙皖赣剿匪指挥部”,重新部署了对闽、浙、皖、赣四省组织及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为了统的领导,更好地打破敌人的“清剿”,闽赣省委于6月间在崇安县成立。省委随即组建了闽东北军分区,以饶守坤为司令员,王助为委员,命令饶、王率闽北红军师第二团、第三团约1000余人,突破敌人的重重,由崇安经浦城南下,开辟以建瓯、迪口为中心的闽东北建瓯、松溪、政和新的游击区。随后,饶守坤、王助率领部队在极其的战斗中努力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在农村中建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并对极大的地主民团严加,沉重地打击了建松政地区的,很快就打开了斗争局面。同年8月,闽东北特委成立,王助任特委。特委下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建瓯县委和迪口县委。

  1937年春,闽赣省委为适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就抗日合作进行谈判的国内政局变化,改变以往“苏维埃”的名称,建立了闽赣省军员会及其下属的四个分区军员会。王助任闽东北军员会。在王助的领导下,建松政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致力于打破军队的“清剿”的同时,开始谋求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9月,经闽赣省军员会黄道与江西省熊式辉谈判,达成了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但地方却不承认这一协议,并在崇安邵武、建阳一线继续对闽北红军游击队进行和军事进攻。10月21日,王助以闽东北军员会的身份,就崇安合作抗日,致函崇安县军政官员,严正陈述了真诚的抗日的立场,对合作抗日提出具体。10月31日,王助和汪林兴又致函崇安县长,重申的严正立场,努力推动闽北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实现。此后,根据闽赣省委的,王助与左丰美又率领闽北红军师第二纵队百余人,在邵武二都、建阳香菇村和杜潭村等地,一天三捷,粉碎了军队的军事进攻,福建地方接受了闽北国共合作抗日的事实。

  1938年1月,闽北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央与最高达成的协议,集中于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王助离开闽北到福州筹建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同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王助以新四军参政的公开身份任办事处主任,同时在任闽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部长。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之初,王助除了处理办事处日常事务外,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福州地区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派出一批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的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指导他们以省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织各种读书会、乡村工作团、抗日妇女后援会、歌咏队等群众团体,并创办了《战友》周刊和《救世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10日,派制造了“泉州事件”。已改编国民军陆军第八十师大队的闽中红军游击队在泉州承天寺被顽军包围缴械。王助立即找福建省陈仪交涉,,其三日内被扣人员、发还武器,使这支抗日队伍最终得以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日,派保安部队又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宁德留守处,制造了留守处秘书长郭文焕等50余人的“宁德事件”。王助也立即向福建提出严正交涉,其了全部被扣人员。

  福州地区自1934年4月福建中心市委被后,一直只有的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王助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期间,还十分重视恢复福州地区党的组织。1938年初,他陆续发展了一批,建立了党的支部。这些成为福州抗日救亡运动的。

  1938年5月,中央长江局东南决定改变以往按游击区域建立党的组织的形式,转而按行政省份成立新的组织系统。据此,闽东、闽北党的组织合并组建了福建省委。6月,省委在崇安县坑口乡村头村成立,曾镜冰任省委,王助任省委常委。同月,省委派李铁到福州,通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在王助建立的福州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恢复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并于8月,建立了福州工委。与此同时,王助、李铁还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以员郑挺为总队长。这的外围组织很快就成为福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力军。1938年冬,王助通过关系,派出一批到连江县溪沃,以举办“合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培训党的军事干部20多人,为此后福建党组织在连江等沿海地区组建抗日游击队做了干部准备。

  1935年5月,福建省党、政机关和福州等沿海地区学校相继内迁闽北、闽西北等地,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也迁往南平,并改称为新四军南平留守处。此后,王助致力于将闽北、闽西北各县因机关、学校内迁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员组织起来,重新建立各县党的组织。

  1939年7月,福建省委在崇安县村头村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助仍被选为省委常委,并兼任省委宣传部长。同年秋,鉴于福建派加紧摩擦,新四军南平留守处已完成其历史,随即撤销。王助撤退到设于崇安的省委机关。1940年7月,省委将原设在崇安坑口绿村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班”扩大为“武夷干校”,由省委曾镜冰兼任校长,王助任副校长。此后,王助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福建党的宣传和理论建设工作上。“武夷干校”在绿村洋办了两期,培训干部200余人。

  1940年10月,派酝酿发动第二次,闽北的斗争再次恶化。福建省委决定采取有武装、有组织的“隐蔽精干”策略,以保存的有生力量。于是,省委机关、“武夷干校”和武装部队都分散到闽北各地进行隐蔽斗争。省委曾镜冰和王助带领省委机关和队共40多人,在崇安的坑口、长涧源一带领导各地斗争。

  1941年8月,福建省委为了打通闽北与闽南的联系,派王助率领一部分游击武装挺进建瓯、南平、顺昌边界,开辟新的游击。王助率部南进途中,于9月21日到达建阳县东坑头时,突然与一股。中午时分,恰逢日全蚀,被围于村庄里的游击队在王助的指挥下,乘天色昏暗时奋力突围。但在突围战斗中,王助不幸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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